晋煤集团2020年煤炭供需衔接会在湖北武汉启动

三是通过信息与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司法辅助系统（如类案推送、审判的智能传译、判决自动生成），即办案辅助性服务的智能化。

任何法律在制定时都有特定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考虑，法律的生命在于政治，法律的创生来源于政治，法律的运作依赖于政治，法律的死亡也归因于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脉络中，生育不仅是个人的权利，更是对家族的责任，这种家庭规范与国家治理逻辑一脉相承。

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而这些条件中除了年龄可能与生物学上的生育能力有关，其他要件实际都指向养育能力，这表明研究者在内心都是将生育与养育绑定在一起考虑的，而在子女的养育过程中，双系抚育恰恰是最基本和难以突破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对于接受捐精的单身女性来说，生育之后理论上是无法找到孩子的生物学父亲的——捐精者的信息高度保密。这也启示我们，除了部分女性会在有一定经济条件下选择单身生育外，一味鼓励个人主义的单身女性生育权，有可能导致一些本身能力不足、低收入者的单身生育，此类情形导致的养育问题只会更大，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人一方面认为混血儿是非常好的——这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关，只要是婚姻之内的生育就是能够被接受的，而跨越民族的婚姻更是被鼓励的，通婚是中华大一统的重要社会维度。

历来任何权利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没有超越物质基础的权利，没有物质基础的女性被授予这种权利后，很可能要么回来，要么沉沦。这种完全倒向经济主义的观点很难被社会大众所认可，也在公共舆论中引发了争议。另一方面，法社会学能帮助确定法律规范的社会效果。

但同时，正如波兰学者奥帕莱克（Opatek）所指出的，两者融合也存在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导致其他学科的观念经常被法教义学肤浅地采纳，而没有将其与法律问题做深层次融合，造成法教义学承担过度负荷（overload）。作为社会学方法的利益衡量不外乎意味着由此来对利益进行判断，即判断某一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或那种利益是合乎法秩序的目的的。如果将法教义理解为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那么这种法教义学就可以被理解为基于现行实在法之上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的整体，或者说围绕一国现行实在法构造的概念—命题体系。再如，在民法教义学领域，法政策学最主要发生作用的场合是法的续造。

在形成法教义时，法经济学论据并不天然地优先于其他法伦理论据。其次，两者处理的主题不同。

这样的法律固然可以在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意义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但却缺乏必要的弹性，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这意味着，在归责要素之外还要考察处罚必要性，如果缺乏这种处罚必要性仍然不能进行处罚。从事实中无法产生应然，纯经验运作的法社会学无法为正确的应然提供证立，其缺陷不在于它关心对社会事实的探究（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意欲入主教义学法学的位置。法政策学只是价值判断的代名词，而在哲学的层面上并不存在价值判断的最高准则。

无论是伦理学中的道义论（先验伦理学）还是后果论（主要分支为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非被普遍认可的唯一原则，这就使得政策性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模糊性。战后德国陷入通货膨胀，在和平时期借出金马克的债权人只能从他们的债务人那里收回没有价值的纸币（百万亿面值却值不了一个美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其进行更有效的规制，大量新型机构涌现。关键问题就变成了，能否从立法评价推出经济分析的可容许性。

另一方面，将经济分析作为冲突解决标准或元方法（二阶效率）面临着两个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前一种倾向致力于将现实转化入与目的相关之纯粹意义的世界，而后一种倾向则致力于从经验整体中提炼出部分内容。

例如，在一个案件中，张三砍断了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社会图景的改变未必一定会引起相关法教义的更新。

就此而言，法政策学与立法学、行政管理学和司法行为学等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对于法教义学而言，法社会学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实践论证的来源，即在法律推理中被用来支持结论。因此，新发展出的概念必须以此方式被纳入法教义学的知识大厦之中：阐明新概念与相关概念的异同，澄清其在学说整体中的作用。这种范式的任务在于内部理性化或工具理性化。例如，目前在德国法学教学和科研中以法院（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所作之决策（判例）为圭臬的做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决策（判例）视为权威，造成了法院实证主义现象，甚至存在着一种从法治国（Rechtsstaat）向法官国（Richterstaat）转变的趋势。德国学者格伦德曼（Grundmann）曾提出比较损害测试法来实现这种实践调和。

在漏洞情形中，裁判者无法从制定法中直接提取出案件的解决办法，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可变性也导致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一般性解决办法。本文并不意图一般性地阐明法教义学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基于法教义学本身的视角，阐明社会科学研究融入法教义学的意义及其限度。

换言之，法教义学需要哪些经验事实作为塑造法教义命题的基础，这些经验事实以何种样态和方式成为法教义命题的要素，这些都要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及其教义学的判断为准。经济学不关心分配正义问题，只要饼做得比之前大1％，哪怕90％归于1％的人，也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知识必须以可用于法律作业的方式加以准备和补充。框架性法律不包含任何特殊的法律规则，而是授权行政机关去制定具体的法律规则。

（经验）法社会学是一门描述性学科，可以提供法教义形成的经验基础和教义推论的社会图景，但在事实选择和事实评价方面均受制于教义学本身。例如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中，存在大量的兜底条款。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国家继续容忍广泛存在的对基于利息收入之所得税的避税行为，这就导致对诚实纳税的公民造成歧视。有时，法律中有不少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经济意蕴，解释者可以直接诉诸成本效益考虑等经济分析论据来精确化其意义。

与此不同，描述性法政策学追问并决定的是应当基于何种法律途径，运用何种法律手段来达成何种社会目标。首先，是本部门教义学体系内部的融贯化调控。

我国《民法典》第10条后半句规定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事实上就为这种审查性评价提供了依据（公序良俗是我国民法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后者指的是，法教义学也保有防止自己受到其他学科知识过度侵蚀的能力，以维系法学的独立性。

这在一般条款和抽象法律概念的教义学阐释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其与法教义学的关联而言，这四种作用可以分为三类：首先，第三种作用无疑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描述—经验基础，以下不再赘述。

综上，法经济学并不会取代法教义学，但可以作为后者的补充。再如我国《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实证进路强调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分析特性，并试图利用它来解决法律科学之特定和有限的部分问题，也即考虑和比较各种解释选项的经济效率和成分—风险分配。法律理由的叙述性部分依赖（社会）科学的支撑，但必要的规范性部分则不需要。

但这种理解中的法政策学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这种对法律的工具性理解可以贯穿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所以广义上的法政策包括立法政策、执法政策和司法政策。例如，不少学者就将法经济学作为法政策学（之一种）。

如果说这两种方式是法经济学进入法教义学的间接通道的话，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法经济学进入法教义学的直接通道。于此，法律被普遍地视为实现特定目标（效率）的手段，而非价值本身。

法律概念具有语义开放性或不确定性，这又分为模糊、歧义和评价开放三种情形。刑事政策的内涵总是表现为宽严相济整体社会意义之目的等极为模糊的表达，将宪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实质来源，就可以运用具体的国家任务、国家基本制度以及基本权利保护等宪法内容，使刑事政策的内涵清晰化。